您读过《红红的雨花石》吗?它的作者海笑可是与雨花石有着一段情缘。
那时，父亲在国民党政府里做一个小职员，收入不多。我们住在汉中门陶李王巷的一间小房子里，爸爸和妈妈省吃俭用，直到1936年的春天才满足我们的要求。我捧了一只“小蝴蝶”风筝与家人在新街口乘马车去雨花台。原来雨花台没有什么树木，就是几个破山冈。上山抬头一看，果然见天上已有不少风筝了，我也忘了捡雨花石，便忙着和姐姐两个人放风筝。“蝴蝶”还没有飞上天，忽然山下响起尖厉的喇叭声，一辆红头汽车开来了，山上的人吓得纷纷逃避。我们急忙下山后，已经雇不到马车了，人力车又乘不起，便慢慢地走回家。那年我才十岁，走到家第二天就吐血了，据说是走伤了。父母又请不起医生给我看病，叫我每天早晨吃自己的小便，这药名就叫“童子尿”。吃了几天后，居然好了。但是，好玩的雨花台在我的印象里却成了恐怖的雨花台。
1950年早春，我穿着一身解放军的制服，从无锡来到南京，这时对雨花台的苦难历史已经有较多的了解了。我选择了一个晴朗的天气，第二次又上雨花台。边走边问，凭吊了几处革命烈士殉难处，在山涧路旁尽捡那些红颜色的雨花石，足足装了一口袋。看到这些红红的雨花石，我便会想起那些革命的先烈们和在我身旁倒下去的战友们。
下山时，在一个摊头上看到一只碗里摆了一颗有孙悟空花纹的雨花石，旁边围了很多人，我当然也被吸引了，一问要价三百万元，我吓一跳，连忙放下。
但是一个奇怪的联想始终也无法从我的脑海中抹去了：烈士鲜血浇灌过的地方，是块能出宝贝的宝地。
这以后，又去过许多次雨花台，但是印象都不那么深刻了。成为记忆中印象深刻的第三次登上雨花台，那是1976年的春天，当时南京的革命群众已经刷出了“打倒张春桥”、“警惕赫鲁晓夫式的阴谋家、野心家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”的标语，成千上万的群众涌上雨花台和梅园新村悼念周总理；风声也越来越紧，要禁止，要追查。那时我在石油地质战线工作，刚从野外回南京，听说了三个不准：不准开追悼会，不准送花圈，不准戴黑纱；心里非常气愤，马上和司机陈沪荣同志驱车去雨花台凭吊。雨花台革命烈士碑前人虽不如前两天多，但还是不少，大学生们正在献花圈，读悼词，表决心；我一抬头，发现李进同志和他的孩子也在里边，我们两人心照不宣地点了点头，跟着群众一同默默地悼念着。大概就在第四天或第五天后，便把南京的这些事情打成了“南京反革命事件”，开始了严厉的追查黑后台的活动。我担心着李进同志和他的孩子，可能他也在担心着我和陈沪荣同志，然而我们大家都守口如瓶，经受了这一次的严峻考验。
三上雨花台，使我懂得了许多的东西，也想得很多很多。我既看到了苦难的过去，也看到了光明的未来。结果便写出了两部与雨花台有关系的长篇小说：《红红的雨花石》和《盼望》。
